玻璃瓶按其基本用途和適用范圍可分為六大類：藥品、香水及化妝女品，飲料及食品，文化教育，插花裝飾及其他。就收藏而言，六類間并無貴賤難易之分。選準目標，登堂入室，方可識其精靈古奧；看清道路，人在旅途，才能賞得旖旎風景。正如那空靈不朽的老藥瓶，雖然歲月已掏空了貯藏于內的秘丸寶丹，但是卻留下紋飾空靈的形體，文明的酵母在時光里封存已久，又怎能不隱隱散發出歷史的幽香？
中國制造和使用玻璃器具的歷史，應該從春秋之前算起，但玻璃瓶真正成為生活器物并得以流傳的事實，則是在明清之后。玻璃在中國古代常被看作是貴重神秘之物，其主要作用是被用來制造精美佩飾和觀賞器具。博物收藏界的研究已經證實，相對于玉器陶瓷藝術品而言，古代完好玻璃瓶的發現確應冠以“稀有”二字。正因為古代玻璃瓶求之難得、身份特殊，所以才會被皇室貴族專擁獨享。又正因為古代玻璃瓶存世量少、價值貴珍，所以才會被當今的愛好者收集珍藏。
明代是中國玻璃器分化、玻璃瓶轉型的關鍵時期。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和商貿的繁榮；鄭和七下西洋譜寫了中外經濟文化特別是醫藥交流史的新篇章。與此相對應的科技文化現象是明代醫藥業的空前發展。本草方劑之學大盛，從王子到達宮，從文士到村夫，皆有醫藥著述流傳于世，但集大成者乃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。有了不錯的社會經濟條件，再加上權貴們延年強身的迫切需求，便使得以前一直處于高貴神秘地位的玻璃，開始被醫房藥堂用來制造盛裝香藥，專供權貴玩賞享受的瓶具。明代玻璃藥瓶的制作，是一件奢侈而又新奇的事情，不僅成本遠高于陶瓷等同類型容器，而且風格質地上，仍保留著珠寶玉器的仿制傾向和低溫熔制的琉璃性質，但在材質的透明度及造型等方面，已明顯出現了與傳統琉璃制品相分離的特點和趨勢。精巧的造型與經典的銘文都表明，明代玻璃藥瓶，不僅是貴重的容器，而且還是值得炫耀、可供把玩的工藝品。
鼻煙壺本乃西洋玩物，因受到清朝王公貴胄的喜愛，而風靡于全國。心靈手巧的中國玻璃工匠們，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玻璃制造技藝的基礎上，不斷研究創新，制作出了一大批巧奪天工、精美絕倫的料煙壺，其制造工藝不但反超歐美，而且藝術魅力也令洋人為之傾倒。料煙壺的盛行特別是清三代精品料器的誕生，促進了玻璃藥瓶生產及工藝的提高。清代頒行了新的醫藥法規，實行了行醫資格考試制度，醫藥業整體水平有所提高。低檔玻璃器的制作技藝已傳人民間，而宮廷御制和官制的精美藥瓶，仍只能供豪門貴族享用。
與明代紋飾繁復、色澤典雅、體態秀巧的藥瓶相比，清代早中期制造的高檔藥瓶，造型則顯得簡練舒展、豐滿大氣。其文物價值及藝術觀賞性，完全可以和同時代官制鼻煙壺相提并論。正因為皇室豪門有不惜工本的實力，以及將其揣入懷袖、玩賞品味的閑雅，才使得此時玻璃藥瓶的精工材質之美，達到了歷史高峰。
隨著清中期經濟發展，商貿的繁榮，以及皇權的衰落，掌握玻璃制造技藝的工匠們逐漸擺脫了“御用”限制，他們將經驗連同智慧帶到了民間。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，一批巨商大賈、鄉紳地主應運而生。他們與貴族官僚相比，雖然缺少政治地位與顯赫背景，但是享樂增壽的欲望和一擲千金的財力，使他們對奢侈品，特別是昂貴玻璃瓶包裝的滋補藥品充滿了渴望。他們的品位或許沒有士大夫高雅，生活或許沒有親王講究，但其世俗的嗜好和功利價值觀，卻能影響當時玻璃瓶制造的潮流。藥商迎合他們的需求配制藥品，工匠順應他們的喜好制作藥瓶，皇城深宮之外，因為富裕階層的興起，而誕生了一批獨具特色的藥瓶，這些負載著時代信息的藥瓶保存至今，也生動折射出了歷史的風貌。
為了制造出無色透明、能真實展現出成藥色澤與魅力的玻璃瓶，工匠們就得掌握在高溫熔制中分離出原料里雜質的技術，還要熟悉并靈活應用用各種調色、補色配方。這些如今看起來并不神秘的工藝，兩百年前卻讓人們費盡了心機。能織造出純凈透明的藥瓶，確實代表了當時玻璃器制造的較高水平。中外醫藥交流由來已久，到了清代，隨著進入中國的西方人士逐漸增多，玻璃瓶裝的西藥，開始現身于京城及沿海重要港口城市。這些藥品的擁有者，多是西方兼事醫藥的傳教士，他們在把異國宗教文化傳人中國的同時，也把具有異國特色的藥瓶留在了中國。這些老藥瓶普遍材質優良、制作精細，代表了西方先進的玻璃瓶制造工藝水平。如今它們都已成為國內外收藏者高價尋覓的寶貝。清代估計有30個國家的玻璃藥瓶流傳到了中國。就收藏增值潛力而言，那些瓶體上帶有銘文花飾，且屬于西方小語種國家的藥瓶，將會有更加驚人的表現。
清代中后期，玻璃藥瓶的制造，突破了少變僵化的造型模式和主要用于玩賞的功能界限，去更廣闊的天地中發現和尋找到了新的生機與價值。不計工本的宮控玻璃器制造業自然衰落，商業利益驅動下的玻璃器制造業開始興起。玻璃瓶作為空靈時尚、新奇多姿的科技文化靈物，自明代以來，就標新立異、展盡風姿，它幾乎成為時代中新潮的標志以及新觀念的載體。受西方玻璃瓶制造工藝及風格的影響，也為了迎合崇拜西洋文明新貴們的需求，在手工業產品中，又是玻璃藥瓶最先嘗試變更葫蘆、蟠桃和八卦等古老造型，以及福祿壽喜財等鄉土寓意的紋飾。
鴉片戰爭后，大清帝國內憂外患。國門洞開，列強涌入，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成為現實。市場無序，洋貨泛濫，國人對西方生活方式及商品產生了強烈的新奇感。朝野上下崇洋之風盛行，精美玻璃瓶包裝的西藥，成為有錢有勢者追逐的對象。王公貴胄把享受西式補藥看作是時髦與至尊的標志。一邊是權貴盡享豪華、奢糜無度，一邊是百姓顛沛流離、病餓交加，巨大的社會反差，激起了仁人志士的愛國救國情懷。“洋務運動”、“維新變法”相繼發生；孫中山、魯迅等民族精英先后出國學醫。中國醫藥界的堅守與抗擊，則悲壯無比，來自黃土高原渭源藥鄉的藥商們，打出了具有千年根基的正宗民族品牌，造出了氣宇軒昂的玻璃藥瓶，表達了要與洋藥決一勝負的壯志。而由顧松泉創辦于光緒年間的中西大藥房，則隨機應變，引進西方先進的玻璃制造技術工藝，生產出了中西合璧的精美藥瓶，體現了以柔克鋼、后發制人的耐性與機智。天意難違、歷史無情，圣醫良藥挽救不了氣數將盡的王朝，但熱血志士為捍衛民族尊嚴，忘我奮斗的精神，猶如那些老玻璃藥瓶，風骨不朽永存幽香。玻璃藥瓶的美艷不僅在于工巧與材質，還在于其歲月刻錄的痕跡和時光包藏的古奧。正是這些光怪陸離和具有隔世之感的標識，左右著藥瓶的收藏價值。
老藥瓶空靈秀雅，沉靜溫潤，吸納華彩卻不事張揚，柔弱易碎但遺世獨立，這種獨有的個性與品質，常與收藏者的心靈相感應思想相共鳴。國內外玻璃瓶玩家的欣賞層次大多較高，不是因為那些空泛的紳士學究頭銜，實是因為那一份不舍的人文情懷。
玻璃藥瓶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，其特性和價值本來就是需求者所賦予。王公貴族用于消遣玩賞，是愛其精美；闊少富翁拿它攀比斗富，是看其昂貴；醫堂藥房借此添銀增利，是識其工巧；工匠們靠它養家謀生，是知其暢銷。明代藥瓶珍貴，因為它是中國玻璃藥瓶分化成功的標本；清早期藥瓶價高，因為它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；清中期藥瓶難得，因為它保留了中國玻璃藥瓶制造工藝，交流探索借鑒提高后所獲得的成果；清后期藥瓶重要，因為它收錄了民族醫藥業艱難起步，以及民族品牌創立的信息；清末藥瓶不可缺少，因為它銘記了國病民哀，洋藥盛行，傳統醫藥事業飽受欺凌壓榨的屈辱，以及有識之士上下求索、奮發圖強的悲壯。
中國的玻璃瓶收藏，目前正沉醉于鳥啼花飛的春曉，那些儒雅的老玻璃瓶玩家們，似乎并不想急于去沾染市場的硝煙火氣。但是，中國老玻璃瓶的數量正日趨減少，急功近利的勢力正無孔不入。想想國內尚無一家博物館擁有系列老玻璃瓶藏品的事實，看看國外藏市上老玻璃瓶驚人的拍賣記錄，我們就不能不感嘆國內收藏界的超脫，以及收藏市場的無為清凈。畢竟玻璃瓶愛好者們蓄勢已久，破繭成蝶也好、驚蟄出土也罷，終會發生于即將到來的火熱季節里。
